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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焚书坑儒” 的手段虽然很残忍，但是这种做法也打击了复古的思潮，维护了中央集权 的国家制度。
“焚书坑儒”的原因
秦国原来只是处于西方的一个小诸侯国，文化并不发达，山东六国将秦看成戎、狄之国，都很看不起秦国。随着秦日渐强大，秦国也开始思考其文化方略，如何借鉴以齐、鲁为代表的文化。所以秦国举贤纳士的力度很大，商鞅、张仪、范雎、李斯等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秦国都得到了重用。最终成就了帝业。
当秦最终统一六国，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后，为了弥补自身文化上的先天不足，秦国也采用了以文化怀柔为主的政策。秦国设置了许多博士，都是当时精通经术之士，里面即有儒家，也有其他诸子百家的成员。在秦国政权如何建构上，儒生一再坚持西周的分封制是最“仁”的治国之术，希望秦朝向周朝学习，分封天下。
但是法家代表李斯认为：“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，皆为郡县，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，甚足易制。天下无异意，则安宁之术也。置诸侯不便。”这种分歧是儒家礼乐文化与法家文化的分歧，秦始皇最终采纳了法家的做法。但是儒家对此视为“异说”，总是不停的嘲讽，挑战了秦朝的政治权威。
更加过份的是，一些方士还借用谶语诅咒秦朝和秦始皇。当时社会上流传的“亡秦者胡也”、“始皇帝死而地分”、“今年祖龙死”等等，都是方士和儒生炮制出来的谣言。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主要的在于双方价值取向上有着极大的差异。儒家秉承西周政治的礼乐之说，认为政治的基础是道德，而不能通过严刑峻法去维护。这些人用谣言去质疑和威胁皇权的合法性，而合法性对专制皇权的无上威权是一种极大的挑战，权力在受到挑战时，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。
李斯为什么提出“焚书”？这是因为秦朝遭到了研读经书者的质疑和批判。秦帝国面对这种批判时，必然会做出反应，将批判者和批判的依据一起消灭，所以才有了以“焚书”这种极端举动，对诸子百家的经义进行文化专制。“焚书”是制度之争，“坑儒”是对文化怀柔政策下背叛的惩戒。焚书坑儒的重点并不是焚了多少书，杀了多少人，而是向天下昭示，秦帝国文化政策坚定不移的发生了转变。
春秋战国时，诸侯纷纷礼遇宾客，目的是为了获得士人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。秦进建立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后，士人们已经失去对秦国政策和文化进行批判的土壤。“焚书坑儒”是秦始皇以国家暴力夺取舆论控制权、统一意识形态的一个举动，宣告了儒生用王道政治理想规 范政治现实的失败。
“焚书坑儒”的后果
法家崇尚法治，主张以法治国。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说过“不明于法，而欲治民一众，犹左书而右息之”。但是管子并不反对德治，韩非子也认为“刑德”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两种不可或缺的工具。刑德是什么？“杀戮之谓刑，庆赏之谓德。”商鞅也主张重刑厚赏、德法并用，以法律的威慑力来防止违法现象的发生。
与法家相比，儒家对“德治”有些过于片面强调了。儒家把“利”与“义”对立起来，并认为只有精神的“利”才是值得追求的，而精神的“利”就是“仁”和“义”。这种不切实际的片面强调伦理道德而忽视物质利益，导致了儒学很容易沦落为空洞的道德说教。
儒家学说厚古薄今，把尧舜禹时期的道德和制度美化成千古不变的“华夏道统”。这种“道统”只是奴隶社会道德和制度的代名词，早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。
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是反对厚古薄今，反对以过时的礼仪对抗现实的法治的作法，坑的只是厚古薄今的文学方士，焚的只是民间所藏的“诗﹑书﹑百家语”等人文类图书，而“医药卜筮种树之书”都得以保留。后来汉武帝实行的“独尊儒术”，重视的是稳定统治，强调的是“周礼”和复古，只重先辈遗留下来的“经书”，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把四书五经作为科举的指导，只有五经四书才是正业，科学技术被视为 “奇技淫巧”，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受到严重阻滞，对封建社会末期中国落后挨打有着相当大的责任。
儒家醉心“克己复礼”，周礼到底是什么样的礼呢？“周礼”实际上是中国奴隶制时期的宗法政治。与王族血缘关系亲近的，便可以得到越高的政治等级，这种以“亲亲、尊尊”为主要内容的“礼”，在秦朝建立时已阻碍了封建制度的发展。商鞅就说过：“三代不同礼而王，五霸不同法而霸。故知者作法，而愚者制焉；贤者更礼，而不肖者拘焉。”他提出“治世不必一道，国不必法古”的思想，才是符合历史进步规律的。
综评“焚书坑儒”
今天我们从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上看，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，是当时最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。“焚书坑儒”巩固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，也是秦始皇必然的选择。“焚书坑儒”虽然是一种文化专制政策，是秦朝的暴政之一，但它在促进秦朝大一统和君主专制方面，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