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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观王安石六十六年的人生历程，孤独似乎是他永恒的伴侣。这种孤独，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矢志不渝的改革理想。曾经与他志同道合的挚友，才华横溢的门生，甚至是他最亲近的儿子和得力下属，都因为变法的分歧而渐行渐远。这种众叛亲离的处境，恐怕是这位理想主义者最大的悲哀。
作为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，王安石始终怀抱着经世济民的崇高理想。在浑浊的官场中，他始终保持特立独行的品格，即便前路布满荆棘，也从未动摇过信念。这位天赋异禀的才子，不仅在文学创作上独树一帜，在政治实践中同样展现出非凡的才能。出身官宦世家的他，很早就将科举入仕视为人生首要目标，年仅二十出头便高中进士，展现出过人的才华。
在仕途初期，王安石深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，可谓平步青云。在地方任职期间，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，将实地考察的见闻转化为施政智慧。正是这段经历，让他萌生了改革时弊的坚定信念。在他看来，唯有真正了解百姓疾苦，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，这也促使他将变法视为毕生追求的事业。
然而，他的改革主张并未立即得到朝廷重视。直到宋神宗即位，君臣二人志趣相投，变法大业才得以展开，王安石的人生也由此迎来转折。这是他最辉煌的时期，位居宰相之位的他，推动的各项新政初见成效，国家财政和军事状况都出现好转迹象。
可惜好景不长，改革很快遭遇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扑。朝堂上形成鲜明的对立阵营，以苏轼、欧阳修、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不断抨击新法。由于改革触及既得利益集团，这些人对王安石的攻击可谓不遗余力。有人甚至罗列新法十大罪状，要求立即废止改革。
司马光曾致信王安石，言辞恳切中带着责备：天下人皆欲食君之肉，何不早为之所？但王安石不为所动，反而建议司马光专心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不要过问朝政。即便如此，司马光仍多次上书劝谏，最终愤而辞官。
欧阳修的态度则更为复杂。他虽然欣赏王安石的才学，却因政见不合而坚决反对新法。即便皇帝明令推行改革，欧阳修也宁肯抗旨不在辖区实施新政。此举触怒龙颜，王安石虽感失望，仍为欧阳修求情，使其免于责罚。
这些政敌虽然立场相左，却都保持着士大夫的气节。即便在激烈的政争中，彼此间的交往仍不失君子之风。
在科举改革问题上，苏轼与王安石的分歧尤为明显。王安石认为诗词歌赋无益治国，这自然引起文豪苏轼的强烈反对。事实上，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，在地方治理上也颇有建树，无论贬谪何处都能造福一方。
正因如此，苏轼的两次贬谪都与新法有关。但每次苏轼因反对变法遭贬，王安石都会上疏求情。特别是在乌台诗案中，正是王安石的斡旋，使苏轼免于更严厉的惩罚。
王安石罢相后，与苏轼重逢时，二人已能抛开政见分歧，促膝长谈。尤其是苏轼在贬谪期间目睹民间疾苦后，开始重新审视新法的价值。回京后，他站在百姓立场上，上表支持新法中利民的政策，这又招致保守派不满，导致他再次被贬。
这段历史充分说明，王安石的变法并非全无是处。就像商鞅变法虽在当时备受非议，却为后世所推崇一样，重大改革往往难获时人理解。
随着保守派反对声浪日益高涨，加上自然灾害的打击，宋神宗的改革决心开始动摇。曾经的支持者纷纷离去，连皇后也公开指责王安石乱天下，要求罢免其职。最终，君臣关系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。
变法的失败完全出乎王安石预料。丧子之痛与理想破灭的双重打击，使他决心归隐。然而退隐生活并未带来平静，失去至亲的痛苦和壮志未酬的遗憾时刻折磨着他。就在此时，昔日的政敌苏轼专程前来探望。此时的他们，已不再是朝堂上的对手，而是能够推心置腹的知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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